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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簋出土、流传与著录考(下)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10-12 00:10:45阅读:1000 

 秦公簋  

出土、流传与著录考(下) 


先贤冯国瑞为弘扬桑梓文化身体力行,功不可没。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认为“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冯氏是天水最早著录秦公簋的学者。他在大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序言中说:“民国八年天水西南乡出土铜器颇多,旋即散佚。”这里面蕴含的信息量却较大:一是据此可知此簋的具体出土时间是“民国八年”即1919年,这就充分否定了诸如《辞海》等所言的1923年等说法。二是冯氏第一次言明了出土地为“天水西南乡”。事实上民国时期天水无此建制,这是一个方位名词,当指位于天水西南的某一乡镇。 
关于该称谓最早见于清光绪十五年《直隶州秦州新志》卷之二《地域》,云:“是年,贼扰秦州西南乡,自杨家市(寺)至横河镇,破堡三十余处。”此处之“秦州西南乡”即冯氏所谓的“天水西南乡”,这说明了清同治年间回民反乱时攻占了秦州西南乡今杨家寺、秦岭、红河一带的三十多座堡子,确知了就是这几个乡所在的三十余座堡子而非他处。据此可见“天水西南乡”一语并非冯国瑞先生所独创,是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有这个称谓,而是他沿用了历史上这一传统说法而已。这也就充分断定了并非有人说的秦公簋出土于小天水(今天水镇)一带的说法,因为小天水在天水原先的地方志即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所有史志里均言明是“天水南乡”,况且据史料记载冯氏参加了民国二十八年成书的由任承允、哈锐、贾缵绪的《天水县志》的编撰工作,他知道“天水西南乡”和“天水南乡”的方位区别。在《直隶州秦州新志》里把俗称小天水今天水镇称为“南乡”,与平南、齐寿是一个方位。 
民国以来杨家寺全乡称士子里,民国29年(1940年),杨家寺乡更名为士子镇,1949年8月后改为士子乡。而现在的秦岭乡在1940年金华乡成立之前一直称为关家店。民国27年(1938年)由转移到天水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编印了一套反映和普及天水知识的“乡土丛刊之二”通俗读物《天水小志》,内容与《天水县志》相差无几。编著者在该小志的前言部分最后标注的时间是“二七七·一九”,即“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天水县志》卷之一《地與·古迹》:“杨大渊故里,在县城西南九十里杨家寺。”而《天水小志》第十四章“胜迹”之三遗迹中有“杨大渊故里,在西南乡杨家寺;天水故城,在南乡天水镇东山下”等词条。 
杨家寺即今秦州区西南90里处的杨家寺乡,由于宋末元初的天水籍武将杨大渊(?——1265年)被杨家寺杨姓人尊为直系先祖,故称杨家寺为其故里。据此可知,当年确有“天水县西南乡”这一习惯称谓。冯氏在《秦车輨图考》一文中说:“三十三年秋,天水南乡暴雨后出土古车数辆,器饰零碎颇多……”等语,再次说明当时另有“南乡”这一方位称谓,而这一车马器估计就是在今天水镇一带出土的。以上《天水小志》语言描述,这些均说明当时有南乡、西南乡的传统称谓。 
冯国瑞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个研究该器物的学者,他对故乡出土文物的研考是开拓性的,对秦公簋的介绍及考释,对出土时间的结论尤为正确,特别是对该器所属时代的论断,均相当精辟,其结论为海内外专家所接受,考证方法缜密科学,已超出了清未民初的学者,发展了我国历史考据学和训诂学,为我国学术研究做出了新贡献。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他的考证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带活动的史实,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冯氏断代秦公簋为秦景公时物,现已成为不刊之论,如王国维认为秦公簋制作年代当在秦德公徙雍以后即穆公时物,郭沫若认为当在秦襄公时,而冯国瑞认为“绝非景公以前之物也”。 
1948年冯恕去世后留有遗嘱将所藏文物捐献给国家,1950年其子女将秦公簋等140余件青铜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9年该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纷纷撰文,各抒己见。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按原大复制秦公簋一件交天水市博物馆收藏。2003年至今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49年,冯氏得到了其至交挚友王新令所珍藏多年的溧水濮氏秦公簋拓本赠予,冯大喜过望,遂即赋《往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都四种,以秦公簋为冠首,新令自京旋兰,以溧水濮氏所藏拓本见贻》诗一首。诗中有一句曰:“始归合肥张(勋伯),卒流入三岛。墨拓见犹稀,考订海宁早(王静安师)。”诗中言秦公簋“卒流入三岛”(“三岛”系国人对日本的别称)不确,秦公簋曾几度转手但一直在国内。2009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1817页有秦公簋词条。
秦公簋的研究始终受到包括青铜器研究者、考古学家、先秦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乃至书法家的追捧。时至今日,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秦公簋作过研讨和考述,他们是:柯昌济、王国维、罗振玉、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马叙伦、于省吾、吴其昌、刘文炳、张维、冯国瑞、杨树达、陈梦家、唐兰、闻一多、马衡、郭宝钧、翦伯赞、伍仕谦、张政烺、孙常叙、高亨、林剑鸣、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陈佩芬、王辉、石志廉、祝中熹、吴镇烽、杜廼松、韩伟、黄灼耀、于豪亮、赵逵夫、李零、李思孝、陈平、陈昭容、朱凤瀚、张天恩、聂新民、蒋文光、杨宽、赵诚、曾宪通、李朝远、赖炳伟、陈双新、陈英杰、彭裕商、曹锦炎、王晖、冯时、戴春阳、王学理、徐日辉、徐宝贵、徐卫民、梁云、牛鹏涛、丛文俊、冯时、刘守安、陈洪以及天水地方学者康世荣、赵文汇、丁楠、雍际春、陈泽、马汉江、赵琪伟、蔡副全等六十多位。另外日本学者白川静、林巳奈夫、冈村秀典,美国汉学家马几道也对其著文。 
民国时期著录该簋的,主要有罗振玉1931年《贞松堂集古遗文》;郭沫若1931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高田忠周1930年《增补学古发凡》;《书道全集第一卷(殷·周·秦);郭沫若1932年《两周金文辞大系》;郭沫若1932年《金文丛考》;吴闿生1933年《吉金文录》;于省吾1933年《双剑誃吉金文选》;刘体智1935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柯昌济1935年《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徐乃昌1936年《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罗振玉1937年《三代吉金文存》;容庚1941年《商周彝器通考》等书。1943年,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临洮人张维(1890—1950)《陇右金石录》一书对秦公簋亦有著述,这是甘肃学者最早著录该簋的。 
解放后主要有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国青铜器全集》;《金文集》;《金文总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美术全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定级图典》;《中国青铜器综论》;《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中国法书选1甲骨文·金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二卷·金文二》;《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秦西垂陵区》;《物华史影》;《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中国美术全集》;《金文通释》;《中国文物大辞典》;《秦早期发展史》;《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秦公簋铭文考释》;《商周金文选》;《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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