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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营:试析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动因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05-05 00:06:53阅读:2466 

  甘肃省秦文化第二次研讨会系列论文(二)                        

                        试析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动因

马建营

    公元前 771年,西周王朝由于周幽王的昏庸无道,听信褒姒谗言废掉太子,立褒姒子为适,并且数欺诸侯,引发诸侯的强烈不满。在西周晚期实力强盛的西戎犬戎趁机联合西周王朝的重臣申侯开始伐周,将周幽王驱离周原,并且逐杀于骊山之下。就在西周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政权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位处西垂的秦人首领秦襄公审时度势,果断率领秦军精锐部队挺进关中力战诸戎,保卫周王室的安全。随着周幽王被杀,秦襄公在乱局中竭力护送周平王到达洛邑,有功,周平王遂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关中岐山以西之地归襄公所有,秦襄公从此名正言顺地成为秦国的第一位开国君主,与其它诸侯国通使聘享之礼。秦襄公返回西垂后,首先建“西畤”祠庙,用马、牛、羊各三,祭祀白帝少昊,庆贺秦国的建立。

    秦襄公西垂建国是秦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历经磨难、累受西戎侵欺的嬴秦人经过数代人的顽强拼搏、浴血奋斗,终于在西周王朝的颓势危局之际英武雄起,这股来势迅猛的西部强势秦风,颇令东方诸侯大国震惧,同时,为日后的秦穆公称霸西方以及五百年后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那么,活动于西周王朝西部边陲一隅,为周室御戎的秦族西垂小邦国为何在诸戎伺环的险恶境遇中,在西周王朝的大厦即将倾塌之际浑然崛起,一跃为西方的诸侯大国,并成为东周历史的开篇勋族,且为日后中华民族汉代以前的文明史增添了光彩的篇章。本文就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动因做一探讨。

    一、西垂地望

    探讨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必须搞清楚西垂的具体地望。

    《史记•秦本记》对于早期秦人活动于西垂以至西垂建国均有多处记载。曰殷末秦人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曰“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秦庄公为“西垂大夫”,“文公元年, 居西垂宫”。《史记•秦始皇记》曰秦襄公卒后“葬西垂”,秦文公“居西垂宫”,“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史记•封禅书》亦云:“秦襄公既侯, 居西垂”。关于西垂具体地望,明人董悦、近人王国维、郭沫若考证其故址在汉代的西县地,即今西和县、礼县一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王国维《秦公敦跋》认为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随着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西垂具体地望在国内再次兴起了研究热,绵延至今。具有重要影响且考证出明确地点的有五说,即礼县红河镇岳费家庄地带说; 礼县盐官镇东南西汉水南岸说;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不远处的西汉水北岸一带说;礼县永兴镇捷地村与红土嘴附近说;礼县永兴镇西南的赵坪说。上述五说,笔者曾撰文《秦西垂都邑故址考述》,坚持认为礼县永兴镇赵坪遗址即西垂都邑故址。[1]上述研究成果,都将西垂位置确定在西汉水流域的礼县境内。

    该区域的出土文物及考古发现颇为丰硕。上世纪民国初即发现了轰动全国的秦国公室祭祀重器秦公簋,引导学界将秦国西垂发祥地的目光首次以物象形式投注到这一神秘地区。据笔者在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获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礼县发生盗墓、走私文物现象。到了九十年代前后,随着山西晋侯墓地的疯狂盗掘及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山西及全国各地的部分文物商贩逐渐深入礼县地带收购文物,其中不乏港澳及东南亚地区的个别华商及其一批随从“马仔”。随即,盗挖古墓之风在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迅速蔓延。1993年春,著名的大堡子山墓地被盗墓者发现,许多国宝重器竟流落纽约、伦敦、巴黎及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1994年3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墓地三座大墓及九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首次取得了科学发掘的宝贵资料,结合海内外发现的秦公器物,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96年春确定了大堡子山古墓群为秦公墓地,这里也就是史学界千载难觅其踪的西垂陵园。

    1991年,在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发现之前,墓地东南西汉水南岸的赵坪遗址(圆顶山墓区)开始出现零星盗掘,1992年发展到高潮,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等。1998年春节前后,赵坪遗址再遭盗掘,礼县县委在接到群众举报后,通知礼县公安局派民警迅速赶赴现场,配合礼县博物馆对墓地采取保护措施,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会同礼县博物馆于2—6月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3座,车马坑1座,收获甚丰。1号墓和3号墓共随葬器物111件,有铜器、陶器、玉石器、骨贝器等,其中,青铜器31件。2号墓共出土随葬器物102件(组),有铜器、陶器、玉石器、料器等,铜器共出土36件。车马坑长18.8、宽3.15、深4米,随葬车马五乘。发掘者认为,1号、2号墓葬应为春秋早期的贵族夫妇墓葬,车马坑应为两座墓葬的附属随葬坑。2000年春,赵坪遗址所在的圆顶山墓区再次发生盗抢,礼县公安局闻讯后迅速派民警赶赴被盗抢现场,组织警力抓获骨干人员31名,并对墓地派民警现场保护,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及礼县博物馆于5月份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确定新发现的墓葬为4号墓,距4号墓东侧约10米处还发现1座被盗的车马坑。发掘后的4号墓葬共出土青铜器14件,玉石器17件。发掘者认为墓主人是当时公卿大夫一类的中等贵族,时代为春秋晚期。

    2004年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甘肃省文物局组织牵头,早秦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西汉水中上游东起天水市天水乡,西至礼县江口乡约60余公里的干流两岸及其支流红河、永坪河、燕子河等河流两岸进行了考察,共发现古遗址98处,并发现含有西周和东周时期文化遗存的遗址47处,包含周秦文化遗址38处,寺洼文化遗址22处。调查结果显示,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分布有规律性,以县城南侧的礼县石桥镇圣泉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石沟坪遗址及县城西山北部的雷神庙遗址为界,包括这两个遗址在内的东北部地区,最主要的是周秦文化遗址,而在其南的石桥古镇宽阔川原的大部分,却是寺洼文化的分布密集地。在周秦文化的分布区内,发现了多个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遗址,这些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而且在其周围还分布着不少文化内涵相同的中、小型遗址,从而构成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三个文化中心区。[2]2004年秋,联合考古队对礼县县城北的鸾亭山祭坛、祭祀坑等遗迹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10套组合完整的汉代玉礼器,器类有圭、璧、玉人三种,共计51件,为汉代祭天用玉的空前发现,并确认该遗址为汉代皇家祭天遗址,属历史上“西畤”遗址的一部分。

    2005年3至7月,由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及其学生参与,对调查发现的3个活动中心区之一的礼县城关镇西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西山遗址内发现了史前时期较丰富的文化遗存,发掘出大量周代灰坑、墓葬、动物坑等秦文化遗迹,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等众多珍贵遗物。发现了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M2003秦宗室贵族墓,为认识西周时期秦文化的面貌、秦人的丧葬礼制、习俗及秦文化的渊源、秦人屈肢葬以及秦人在西垂的历史文化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06年,联合考古队在大堡子山遗址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现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余座、城址二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等。发掘面积3000余平方米,其中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祭祀遗迹一处,中小型墓葬9座。其中的祭祀遗迹位于被盗2号秦公大墓西南20多米处,发现“乐器坑”1座、“人祭坑”4座。“乐器坑” 呈东西方向,长8.8米、宽2.1米、深约1.60米,与被盗大墓方向一致。坑内南排木质钟架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镈、3件铜虎、8件甬钟;北排磬架朽痕下为2组保存完好的石磬10件。3件青铜镈一大两小,最大的一件通高66厘米,重48.4公斤,舞部及镈体部主要装饰为蟠龙纹;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保存完好。鼓部铸铭28字。铭文为:“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鎛,乃音鉠鉠灉灉,秦子畯袊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2001年7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跨区域合作的联合考古调查发掘意义重大,共调查出各类遗址98处,新发现70余处,基本摸清了多年来困扰着学术界的早期秦文化的诸多问题,使秦国发祥地——西垂地区的地理位置及文化遗址分布状况以及古文化序列基本明晰。特别是在1995以后的考古钻探调查,又意外发现了与今礼县县城西北部相接邻的目前已知最早的西周时期秦城——西山城址,礼县城东12公里处的春秋时期的秦城——大堡子山城址、山坪城址以及礼县东城区以北的战国晚期的四角坪城址,为日后秦国西垂地区的考古发掘,最终确定西垂都城以及继续寻找秦公大墓、秦先君墓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西垂的学术定义,目前学者多认为是具体地名,即秦人早期的西垂都邑,笔者支持该观点,但笔者同时认为:“西垂”有狭义于广义之分。狭义之“西垂”,指秦人早期西垂都邑,位于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以东的永兴镇赵坪遗址,战国时期曾称为“南都”。[3]广义之“西垂”,实指以秦西垂都邑及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与城址、西山城址、鸾亭山祭天遗址为中心,东北至礼县红河镇、西南至礼县江口乡的附近周边地区。

    另外,今甘谷县毛家坪遗址虽然位于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行政区划为天水市管辖,但甘谷县与礼县毗邻,渭水流域与长江支系的西汉水流域仅一山之隔,且分水岭梁并不高大,历史上同为秦州故县。就礼县北部的固城乡言之,到天水市区、甘谷县城、武山县洛门镇均为60公里,距礼县城45公里,但民国时期及以前,固城人赶集市多在渭水流域的上述三地,原由于到南边的礼县城路况没有北边的好行。以地理环境度之,今礼县发现的三个早期秦人活动中心区与毛家坪遗址均位于中国古代西部名山朱圉山的南北两侧,距离较近,最远亦在百公里之内,且在古代路径畅通,故毛家坪遗址应为西垂的一部分,涵盖附近的天水市北道区董家坪遗址,属早期秦人的同一西垂文化区。

    二、历史动因

    秦人崛起于西垂以至秦襄公建立秦国,历史文献学及考古学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位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礼县地带为秦人、秦族、秦国文化的主要发祥之地,是孕育大秦帝国西垂文明的圣地,是早期秦人西垂文化的核心区域。秦人为何身为姬周异姓宗族却能够在西周王朝的这一西方边陲地带建立秦国?是何因素促使了秦人“诸侯”国家的形成,实现了秦民族政治地位的质的跨越?论理如下:

    (一)政治因素

    据史料记载及出土文物证实,秦人原本为东夷部族,后来才迁移到西方,并且归附到周人底下,忠心效力于周王室。《史记•秦本记》曰在殷末,秦人先祖中潏已“在西戎,保西垂”;清华简还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先生认为,“飞”就是飞廉, “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西方的“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 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李学勤先生进一步说:“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4]由此看来,西周懿王时期的《询簋》中所记载的“戍秦人”无疑实指为周室保卫西垂、抵御诸戎的嬴秦人。

    嬴秦人自中潏到秦文公时期,前后在西垂定居活动约300年。其间,早期的嬴秦人虽然为周室抵御诸戎,但已沦落为失姓失祀、地位低下的西方异族,但无论发生何种政治风浪,嬴秦人都毫不动摇地坚守对西周王朝的向心力,始终不渝的与姬周王朝保持密切关系。到了西周中期,“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虏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汉书•匈奴传》。“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周本纪》)。为了对付戎狄交侵,周王室需要大批机动灵活的战马供军队所用,就在这种情势之下,秦人先祖恰巧出了一位善于养马的庶子非子,在西垂犬丘地带养马闻名,受到周王的青睐,于是被周孝王召往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后 “封土为‘附庸’,邑之秦”,在今甘肃东部的清水县一带。

    秦人封土称秦,在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下,虽然只是个地位最为低下的“附庸”,但对于长期以来被姬周王室漠视的嬴秦人来说,可谓重大事件。从法理上讲,因非子的才艺养马有功而正式受封,第一次“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也就是恢复嬴姓及祭祀祖先的权利,并且拉入了西周王朝的正统体制,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到了周厉王时,时局更加动荡,西戎族反王室,乘部分诸侯反叛之机,攻灭了嬴秦人祖地西垂地区的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后,任命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反被西戎所杀。长子庄公召集兄弟五人,在7000周兵的配合下,打败了西戎,收复了被西戎族占领的西垂故地,秦庄公由此被嘉封为“西垂大夫”。秦人由非子的“附庸”到秦仲为“大夫”、秦庄公为“西垂大夫”,政治地位伴随秦军的伐戎战争以至周秦联军反击西戎、收复西垂故地的军事胜利而逐步提高。秦襄公将兵救周,以军功建立秦国,位列诸侯,可以说,嬴秦人忠心耿耿的效忠于周王室,即使在姬周王朝与西戎族几度发生交恶的关键时刻,嬴秦人都旗帜鲜明地站在周室一边,这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是最终成就秦襄公建立秦国的重要因素。

    (二)军事因素

    1、尚武精神。

    《秦风•无衣》曰: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真实反映了西垂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读之不禁使人受到强烈的感染。

    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中亦曰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

    《前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又引颜师古曰“‘小戎’之诗也言,秦襄公出征则妇人居板屋之中,面念其君子”。礼县自古为天水地,天水之“水”实指西汉水,并且天水地名本源于西汉水。[5]《前汉书•地理志》的有关记载,表明陇右秦地的这种尚武风习源远流长,其精神实质是在秦人西垂地区建国前业已形成的,是西垂秦人与西戎人军事斗争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秦人西垂文化的精髓所在。

    2、百折不饶、自强不息的勇于抗争精神。

    嬴秦人早期从东方来到西方边陲,虽然是在为周王室保卫西垂,但从史料记载及出土文物来看,初来乍到的嬴秦人基本上与西垂戎人建立了较为良好的民族关系,不管是秦人还是戎人,都真心臣服于周王室,和睦相处,甚至相互通婚,没有发生彼此争战的历史记载,这从礼县寺洼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信息以及清水县李崖遗址秦文化考古发掘墓葬资料可见一斑。后来,西周王朝与西戎人关系交恶,嬴秦人选边站在西戎人的对立面,招致灭族之灾,就在这种危局之下,嬴秦人凭藉不屈不挠的民族血性,又历经与强悍的西戎族的长时期磨合历练,最终在周室的强力支持下,经过近百年之内的数次伐戎战争,最终打败了西垂戎人,重新夺回了西垂地区的控制权,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探讨秦人西垂建国,军事上虽然离不开周王室军队的支持因素,但打铁先得本身硬,是嬴秦人百折不饶、自强不息的勇于抗争精神纵使嬴秦人军事上取得了抗击戎人的胜利,反之,离开了这种精神,即使周王室怎样支持,嬴秦人也会成为西方戎人的牺牲品,中国先秦历史将被改写。故嬴秦人西垂建国,军事斗争的胜利是建立在这种民族精神基础之上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秦人的尚武精神,百折不饶、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血性是在西垂地区与强悍的西戎族的长时期磨合历练中形成的。这种精神,成为秦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在以后的秦国东扩、秦穆公称霸西戎进程中加以延续,并且在商鞅变法后得到了强化,为秦国实现剪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军事斗争的辉煌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催生了秦帝国的形成。

    (三)经济因素

    秦人西垂建国,经济因素同样是嬴秦人西垂建国的重要经济基础,是立国之本,概括如下。

    1、发达的农业经济。

    徐日辉先生曰:“纵观秦人的发展史,从嬴氏到秦嬴,从附庸到建立都邑的秦、西犬丘,以及东迁到关中所建立的雍城,农业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6]

    秦人的西垂建国,同样与当地发达的农业经济密不可分。

    今礼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位于陇南山区西秦岭西礼盆地北部,属长江流域。发源于今天水市西南嶓冢山的西汉水向西南流淌不远,即进入礼县境。在这一地势较为平缓地带,由西汉水干流及其南北支流自东向西形成了一条长达百余华里的长带状冲积平原。两岸分布着发育良好的缓坡台地,适于人类耕种,是陇右地区发达的原始农业区。研究结果表明,早在距今6300年至6000的仰韶文化半坡期晚段,该地区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农作物已经从各种杂草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主导地位,特别是黍类农作物在古遗址中的比重突然增加,且个大籽饱,驯化状态良好。距今6000年至5500的庙底沟文化时期,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格局被以粟为主的农作物打破,同时已出现喜湿热型农作物水稻,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位置最靠西的稻米栽倍地区。此后,粟始终是主要农作物品种。[7]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礼县博物馆的配合下,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高寺头遗址进行了考察发掘,发现保存较好的文化区近1万平方米,有仰韶早期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晚期、齐家文化的房址和灰坑。发掘面积180平方米,清理出房基遗址4座,灰坑11座,灶坑1个,陶、石、骨器近百件,[8]并发现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宫殿式大房址,编号为F1。所幸的是在大房址西墙外发掘出2个长方形和1个圆形窖穴,编号为F4、 F5、F6,三个窖穴装有似为加工过的食物粉料,应为F1同期的贮粮窖穴,[9]由此可昭示出该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发达的粮食加工技术水平。

    秦民族崛起于西垂,亦与该地区优越的农业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直至三国时期,魏国名将邓艾析述蜀汉姜维攻打陇右之地时曰:“彼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麦熟千顷,为之县饵……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三国志•邓艾传》)。这里所说的祁山即今礼县祁山镇祁山堡遗址,西距礼县城关镇及西周时期的西山城址20余公里,距大堡子山城址及城内秦公陵园10多公里,位于西县腹地,“若趣祁山,麦熟千顷,”所指正为秦国西垂地区(西县)所在的农业粮源,魏蜀两国对此都甚为关注,故郦道元《水经注》中又引用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可见,在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心目中,西县祁山地带还是一片殷实富庶之地。2004至2006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吉笃学先生在礼县西汉水流域以及秦安大地湾所在的葫芦河流域的农业考古调查后曰渭河以南浅山丘陵地带“河谷中的灌淤土因熟化层较厚和土壤肥力高而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地区”,[10]这一研究结果,深刻揭示了秦民族崛起于西汉水流域发达农业区的历史奥秘。至今礼县仍然为甘肃农业大县,农业经济占有重要地位。

    2、发达的蓄养业。

    《史记•秦本记》载,嬴秦人原本为善好蓄养的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秦人远祖大费(伯益)就为舜帝掌管牲畜有功,获得土地的封赏,受赐嬴姓。其先祖造父因善于御马驾车得到了周缪王的宠幸,周缪王因造父而获得了名叫骥、温骊、骅骝、騄耳的四匹良马,驾车曾到西方巡视,乐而忘返。等到徐偃王作乱时,造父给缪王驾车,兼程长驱回朝,日行千里,平定了叛乱,缪王就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族人从此姓赵。到了非子时期,因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被周孝王闻知后,让他在汧河、渭河之间饲养繁殖马匹,“马大蕃息”,周孝王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非子的父亲名“大骆”,古代的“骆”是指鬃为黑色的白马,由此说明“大骆”之名亦与马有关。《秦风•车邻》诗还曰:“有车邻邻,有马白颠”。

    上世纪末,礼县石桥镇石碱村出土一件细泥质红陶鞍口罐,高21.6厘米,口径9.8×12.5厘米,底径6.5厘米,马鞍口,器腹阴刻长6.2厘米的昂首马纹。器形叟高,具有早期寺洼文化鞍口罐器形特点,时代为商周之际,现为笔者收藏。该马纹鞍口罐的发现,说明了早期生活在西汉水流域的寺洼人的好马情缘。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被发掘的一座大型车马坑内出土马骨24具。

    199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礼县博物馆对礼县永兴镇圆顶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大型车马坑两座,发掘一座,出土马骨16具。

    2005年3至7月,“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课题组对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秦城——西山城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出大量周代灰坑、墓葬、动物坑等遗迹,出土了陶器、青铜器等众多文化遗物。在遗址区还发现马坑7座、牛坑1座、狗及其他动物坑3座。在一组马坑的近旁,有一直径1.6米的圆坑,编号为 K408,坑中埋有羊头、马肢骨与牛肢骨。[11]这些动物形象以及秦国墓地车马坑、动物尸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国西垂地区在秦人建国前后蓄养业的繁荣景象,同时使人联想到,是非子在西垂犬丘地带锻炼出精湛的养马技艺受到周王室的关注,在汧河、渭河之间繁育马匹获得成功,促使非子一系重新获得了一块“附庸”封地,嬴秦人再次荣入贵族行列,嬴秦称“秦”由此而始,秦民族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秦人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时至今日,礼县盐官、石桥二镇的牲畜交易市场繁荣,特别是盐官镇早已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家畜集散中心。每逢集日,上市牲畜达数千头(匹)。一年一度的骡马交易会期间,前来参与牲畜交易的有西北各省区以及山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客户,上市牲畜数以万计, 1993年全年的牲畜交易统计达到10万头(匹),其牲畜交易市场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2、井盐加工业。

    食盐,在古代被称为“食肴之将”、“国之大宝”、“生人生气之源”,作为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很早就被人们用于生活。《尚书•说命》篇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黄帝内经》讲到甘、酸、咸、苦、辛“五味”,其中之“咸”即食盐,说明食盐作为佐料以及生活必需品之重要性。

    秦西垂地区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即位于今礼县东境盐官镇的井盐生产。该地的井盐开发史籍多有记载。《前汉书•地理志》陇西郡目下即曰 “有铁官、盐官”。《晋书•食货志》载,“嘉平四年,关中饥,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资”。这里的天水盐池,即今礼县盐官盐池;南安盐池即今定西市的漳县盐池。可见,即使在晋代,盐官盐池在朝廷还是备受重视的。《水经注•漾水》篇曰:“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缀,味与海盐同,故《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明史•食货志》载:洪武时,西和盐官岁办盐十三万二千五百斤有奇,弘治时同。清代中叶,盐官盐井“设局征课,而官民之煮盐为生者,始如农之耕畴纳税也”,民国如是[12]。

    依据现有资料,最早开发西垂井盐的当为秦民族。1997年初,在西安市北郊相家巷经科学发掘的数百枚秦封泥中,即有“西盐”,即西县管盐属官之印,[13]这一发现,为秦人在西垂故地的盐业开发提供了史料依据。

    从礼县秦文化考古发现来看,礼县盐官镇介于大堡子山~赵坪、六八图~费家庄两个秦文化活动中心区之间的交通要道,为西县腹地,川原开阔,自然条件优越。早在前仰韶文化时期,就有大地湾文化先民活动,距今盐官镇以东数华里处的中川村黑土崖遗址以及盐官镇以西数华里的新集村、十余公里处的宁家庄三处距盐官盐井最近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就是力证。境内及周边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丰富,加之井盐为从地下涌出的自然冒水,流散地表,咸味十足,且方圆周里草木变白,就在唐代大诗人杜甫经过盐官镇时,已是“卤中草木白,青者官盐烟。官作既有程,煮盐烟在川。汲井岁榾榾,出车日连连”的景象(杜甫《盐井》诗),试想秦襄公建国之前,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西汉水上游一带的部族先民很有可能早已发现了自然流出地表致使草木变白的盐水,作为人类饮食生活的必需品,对当地的盐业加以开发利用是本能之事。可想而知,西垂秦人对于这一人畜必用的战略资源定会严格管理,为秦族方国社会发展提供经济支撑,故在西安市发现秦代“西盐”,即西县管盐之官的封泥是在情理之中。民国时期朱绣梓撰《西和县志》亦载:“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徐卫民先生曰“西汉水上游两岸低洼之处,遍地卤水池滩,一边是鲜美的嫩草,一边是卤水,这为养马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14]由此推断,非子西垂育马繁盛必然得宜于地下涌出的草场卤水,盐业资源的管控开发肯定是秦人西垂建国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故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曰:“盐在古代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秦汉时期实行官营,先秦时期也一定备受重视。这里的古代文化如此丰厚,并成为秦文化的发祥地,与当地的食盐资源是分不开的”。[15]此说甚是。

    (三)地理因素

    西汉水上游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富集。川原南北及支流两岸分布着发育良好的台地,适于人类耕种。早在大地湾文化时期,就有原始先民居住,其后为仰韶文化(含早中晚期)齐家文化先民活动区。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该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发现了不少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在2004年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各类遗迹98处,其中,发现仰韶时代文化遗址61处,龙山时代文化遗址51处。[16]考古学家惊叹:“在渭水流域所见到的史前文化及其类型,包括从史家、庙底沟、仰韶晚期到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的常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在这里都有分布。这一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之完整,是过去没有想到的”。[17]

    五帝时代晚期,尧帝曾派和仲一族到今礼县地带西汉水流域举行祭日之礼,即在秋风时节太阳落山的时候为太阳祭礼送行。《尚书•尧典》载:“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 平秩西成”。所宅之“西”地,即秦之西垂,秦汉时的西县。《尚书•禹贡》亦曰:“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祝中熹先生认为:和夷所指正是和仲一族。岷即今甘肃岷山,嶓即位于今天水南境的嶓冢山,沱、潜乃与当时的西汉水联通的两条河流,从岷山到嶓冢山之间,正是和仲一族西迁后定居之处。[18]其后,秦人的远祖大费与大禹一起率领九州民众及其嬴姓族众来到西汉水流域,《尚书•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所导之漾水,即今西汉水。《史记•秦本纪》载,秦人的远祖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前汉书•地理志》曰:“秦之先曰柏益(即大费),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大费及其嬴姓族众为最早到达西汉水流域的首批嬴秦远祖。[19]

    商周之际,该地的考古学文化有刘家文化、宝山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黄坡文化。其中,刘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分布于整个西汉水上游地区。宝山文化、黄坡文化遗迹发现较少,据笔者多年的考古调查所知,主要分布在石桥镇南部及其西汉水中游地区,与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中心遗址即礼县石桥镇斩龙村黄坡墓地。该墓地出土文物显示有两种文化类型,一类为宝山文化,另一类为黄坡文化。黄坡文化似为犬戎族一支系的文化遗存,分布于西汉水上游西南部及中游地区,与宝山文化关系密切[20]。礼县“甘肃秦文化博物馆”上述类型文化遗物均有收藏及陈列品,但把宝山文化、黄坡文化类型遗物均归入寺洼文化之中,不慎遗憾。

    礼县地带秦西垂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为秦民族的农业、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加之盐官镇的盐业资源,在经济上更是如虎添翼。秦民族在晚商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人群相继涌入西垂地区,呈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繁盛局面的大背景之下,在周人的强势支配下从东方来到西垂,经过长时期发展以及后期与犬戎族的多次血战,终于从戎人手中夺回了西垂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秦人的建国,在地理上除了上述优势资源外,西垂地区在军事上的地理优势更是见长。

    康熙版《礼县志•形胜》亦曰礼县“河湟关锁,蜀陇襟喉”。在秦人到来之前,西汉水上游地区是中原商周文化、氐羌文化、巴蜀文化的交汇之地,也是以后各历史时期军事斗争的大舞台,出土文物凸显这一文化特质。境内周边关隘林立,东北依次为传说中的诸葛亮智收姜维的“天水关”,位于盐官镇相邻的秦州区天水镇;诸葛亮射杀张郃的“木门”关遗址,位于今盐官镇罗堡村稠泥河谷口,清顺治甲午八级地震将遗址震毁(见《秦州志》《礼县志》)。康熙版《礼县志》曰:“系通要路,向有秦营,官兵设防”,说明这里自古就是驻兵防守的重要关隘。“木树关”,位于礼县北部的崖城乡北部,为姜维率蜀军所经石营道要冲,是西汉水流域西部通往渭水流域陇西、南安、洛门、冀县的必经之地。“关门”遗迹,位于礼县西北部罗坝乡关键村,为秦西县通往洮河流域古临洮(今岷县)及陇西古道要冲,早期多沿用。“关院”遗址,位于今礼县西部上洮坪乡洮水河北岸,为秦西县通往洮河流域的重要关口,历代多沿用。“铁笼山”古关道遗迹,位处西汉水上游底部,今礼县中部石桥镇与江口乡交界处,属西汉水上游陇蜀古道要冲。民国版《礼县志》云:“县西南三十里曰铁笼山,昔汉姜维屯兵於此,上有营壘遗迹”,今有“营盘梁”、“营坪”、“古城堡”、“营垒”古关遗址,山上多有箭镞等兵器出土。“黄关”梁、“关长坪”梁遗址,位于礼县东南部石桥镇、雷王乡与西和县苏合乡交界处山梁。另外,礼县东45华里处的祁山镇祁山城堡横砥西汉水川原,雄距蜀陇要冲,自古为陇上名关。郦道元《水经注• 漾水》篇载:“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径其南”。《开山图》曰祁山:“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祁山又为三国时魏国在西线的战略防御重地,魏国三大名关,故《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云:“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石营”关隘遗址,位于今礼县城关镇石岭村山坪(俗称碌砫坪),为蜀汉姜维伐陇右的石营道要冲,三国时期陇右祁山道、石营道、金城道三大名关。《礼县志﹒卷二﹒山水》又云:“县东五里曰‘坚关沟’,通西和。”所载“坚关”,指的就是今天的石岭村古“石营”关隘遗址。[21]由此可知,秦西垂地区境内及周边曾古关林立,为四塞之国。这种优越的地形环境,为秦人立国西垂在军事上提供了一定的安全防御屏障。

    另外,在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的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蒙古大军攻占陇南后,战功卓著的征行大元帅按竺迩建议宗王曰:“陇州县方平,人心犹贰,西汉阳当陇蜀之冲,宋及吐蕃利于入寇,宜得良将以镇之”。[22]宗王遂派按竺迩在今礼县创设“礼店元帅府”,府址在今礼县县城东部(今旧城),同时,在今礼县永兴镇永兴村(古称店子上)建立“礼店千户所”,即方志记载的“上千户所”。按竺迩还命候和尚南戌沔州(今陕西略阳)的石门,术鲁西戌阶州(今陇南武都区)之两水。该元帅府创设后,其镇戌地域初以礼县为中心,南达陕西汉中,西到甘肃武都,后来扩大到四川北部的龙州(今四川平武)、扶州(今四川九寨沟县),下辖“文州吐蕃万户府”、“文扶州万户府”、“汉阳军民元帅府”(府址今礼县石桥镇石桥村辕门),设有五个千户所。礼店元帅府为蒙元时期特殊的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它的创设,对西北、西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按竺迩所云的“西汉阳”,即今礼县西汉水上游原秦国西垂中心地区。“礼店元帅府”及下属“礼店千户所”设置的府、所地理位置,与秦西垂地区现已发现的与礼县县城西北部相连接的秦国最早的西山城址以及礼县城东10余公里处的大堡子山、山坪城址处于相同水系区域,地理位置大致相当,这种时隔两千多年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置的地理择选虽然因时代不同而目的有异,但该地区优越的经济、军事地理环境应该是秦国、蒙元帝国的共同选择,而不应视为一种巧合。研究蒙元时期“礼店元帅府”及其下属“礼店千户所”分别在今礼县县城及礼县永兴镇的建置历史,对于今天探究秦人西垂建国时期的历史地理文化颇有启示作用。

    (作者为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员)

    参考文献:

    [1]马建营:《秦西垂都邑故址考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2]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3]文同[1],参见笔者拙著《秦西垂史地考述》第10页,图八、图九“南都”陶缶及摹文。

    [4]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年9月8日。

    [5]马建营:《“天水”地名渊源考辨》,《陇右文博》,2004年第1期。

    [6]徐日辉:《农业文明与秦早期都邑考》,《中国长城博物馆》,2005年11月16日。

    [7]吉笃学:《中国西北地区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可能动因》,《考古与文物》,2009第四期。

    [8]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270~271页。

    [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礼县高寺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四期。

    [10]同[6]。

    [11]赵丛苍王志友侯红伟:《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

    [12]礼县盐官镇盐井祠:民国十三年《修建盐官盐神庙碑记》。

    [13]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要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14]徐卫民:《秦都城研究》,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15]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前言》第2页。

    [16]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前言》5页。

    [17]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第三章,第259页。

    [18]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9]马建营:《嬴秦先祖三次迁徙西垂活动史事》,《嬴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20]马建营:《礼县黄坡墓地文化属性管窥》,陇南文史研究中心、陇南民间艺术研究中心主办:《陇南文化研究》第1辑。

    [21]马建营:《石营考》,《陇南师专学报》,2009年第2期。

    [22]《元史•按竺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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